关于为政执法者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、行为规范，我国古代贤哲多有所讨论，孔子即为其中之一。《论语》等典籍所记述的孔子相关论说甚为精辟，内涵丰富，要而言之有如下方面。
律己正人 以身作则
孔子强调为政者对民众的身教示范作用，认为为政者身体力行，带头遵循规范，守持正道，则上行下效，民众莫不从之：“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，下引《论语》只注篇名）故为政执法之人应知法守法，严于律己，做遵礼循法的表率，正身以帅下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“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”（《子路》）“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”（《颜渊》）
综观孔子的这些言论可知，为政执法者如果正人先正己，以身示范，则能增强政令法度的公信力和权威性，达到令行禁止或不令而行的目的；否则三令五申亦无人听从，犹似形不正而求影直，终不可得。鲁国的权臣季康子困扰于国内的盗贼之害，求教于孔子，孔子说：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”（《颜渊》）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自己不贪求财货，就算你奖励百姓去盗窃，也不会有人行窃。相近的表述还有东汉荀悦《申鉴》所言“善禁者，先禁其身而后人；不善禁者，先禁人而后身”。说明执法者正身律己、率先垂范，方能居己之善而禁人之恶，以收公法行而私曲止的成效，反之则不然。
忠于职守 勤勉敬业
在孔子看来，执法者履行其职事，应怀忠诚之心，存敬慎之意，勉力以赴，自尽其责，而不可苟简从事、疏怠失职。楚国的子文“三仕为令尹，无喜色；三已之，无愠色。旧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”，孔子盛赞其“忠矣”（《公冶长》），他明显是将忠于职守视为执法者所当遵循的职业规范，故朱熹在《论语集注》说：“喜怒不形，物我无间，知有其国而不知有其身，其忠盛矣……是以夫子但许其忠。”孔子曾言：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。”（《学而》）古人解释此句是：“为国者，举事必敬慎。”说明为政执法者履职处事应当敬慎而行。
郑国的子产修己治人，敬职勤事，“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”，孔子称赞子产有“君子之道”（《公冶长》）。孔子的弟子冉雍请教理政执法之事，说：“居敬而行简，以临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简而行简，无乃大简乎？”孔子对此深表认同，回答说“（冉）雍之言然”（《雍也》）。这表明孔子认为：为政执法者如果心存敬慎，竭忠奉职，处事宽简，不烦扰其民，是值得提倡的；如果不能心存敬慎，且行事又苟简，说明自己已无法度可守，所行必至怠惰，以此来治理民众则必致纲纪废弛，不可为治。
正直无私 公平正义
孔子认为，“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”（《子路》），因而执法者在司法实践中应刚直不阿，秉公去私，不枉不纵，以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。鲁国的柳下惠曾为士师，掌管刑狱，“直道而事人”，多次遭罢免，仍不枉道求进。对这样一位直道而行、秉公执法的小官，孔子以“贤”许之，并为他不被举荐、重用的遭际抱不平：“臧文仲其窃位者与！知柳下惠之贤，而不与立也。”（《卫灵公》）孔子是将“直”视为执法者应具的职业操守。
据《左传·昭公十四年》载，晋国大夫叔向的弟弟叔鱼担任法官时，接受当事人的贿赂而枉法裁判，引发命案，叔向乃“三数叔鱼之恶”，主张对叔鱼论以死罪。孔子评论此事说：“叔向，古之遗直也。治国制刑，不隐于亲。”这也说明，孔子主张执法者不得曲情枉法、徇私废公，而应当有叔向那样不隐于亲、廉正无私的“直”，以此来成就司法的公平正义。
要达到公平公正，为政执法者还须尊重客观事实，务求其真，做到“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”（《子罕》），也就是做到不主观臆断、不绝对肯定、不拘泥固执、不唯我独是。孔子在鲁国做司寇时正是如此而行的：“据法听讼，无有所阿……断狱屯屯，与众共之，不敢自专。”（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）可见，孔子在听讼断案时公正严谨，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，而不独断擅行。
宽猛相济 以德止刑
在国家治理上，孔子主张礼与法兼举，道德教化与刑罚惩治并行，使它们相辅相济，并做到重德轻刑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记孔子之言：“政宽则民慢，慢则纠之以猛；猛则民残，残则施之以宽。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，政是以和。”这是说，理政执法要做到宽猛相济、德刑兼用。
孔子虽然主张德治与法治并施，不拒斥“齐之以刑”“猛以济宽”，但更看重德治的价值，倡导执法者以礼齐民，省刑宽法，先教后罚，以德止刑，认为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，可使民众“有耻且格”（《为政》），即认为用道德来引导，礼制来规范，可使民众有廉耻之心，自觉自愿地遵礼守法。
孔子曾说：“‘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’诚哉是言也！”（《子路》）其意思很明显：执法者应致力于“胜残去杀”——以德化民，使残暴之人不再作恶，杀戮之刑可废置不用。这突出体现了孔子的为政执法的价值观。
季康子曾问孔子：“如杀无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”孔子答道：“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，必偃。”（《颜渊》）孔子所说的意思是，处理政事不一定要使用杀戮的手段；在位者若一心向善，百姓就会跟着好起来；在位者的德行如同风，百姓的德行就像草，风吹到草上，草必定会跟着倒伏。他提倡恤刑慎杀，并要求执法者以自身的道德力量去化育民众、预防犯罪，显示出了道之以德、以德止刑的职业伦理价值取向。此与孔子“不教而杀谓之虐”（《尧曰》）、“不教其民而听其狱，杀不辜也”（《荀子·宥坐》）等有关为政执法的评议相较，在思想旨趣上是一致的。
孔子说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。必也使无讼乎！”（《颜渊》）品味其内容可知，孔子虽不否定“听讼”这一法律活动的意义，但认为通过施行德治和礼义教化而至“无讼”才是执法者所应崇尚和追求的价值目标。
孔子的为政执法思想在古代法制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，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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